作为一名中国公民，我斗胆对今年的“两院”报告进行了“审议”，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一个重要数据引起了我的关注：2004年检察机关通过查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，共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5．6亿元。对照国家有关部门给出的权威数据，我作了个粗略的测算，这45．6亿竟占到了当年中央财政扶持下岗再就业资金73亿元的62．4％；也占到了2005年我国将对重点扶贫县贫困生实行“两免一补”政策所需资金75．2亿元的60．6％！如果我是人大代表，在为检察机关所取得的反腐战果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，我会建议：应将贪官污吏被追缴的赃款、没收的财产、判处的罚金，剔除依法应发还受害者的那部分，统统划入国家扶贫基金，专款用于扶贫帮困。
　　我有我的理由。其一，“赃款扶贫”有利于被玷污的权力纯化、被寻租的权力归位。不论如何巧取豪夺，贪官污吏聚敛的赃款，无不都是民脂民膏。既“取之于民”，就当“还之于民”。当然，不能还之于行贿人，也不必还之于我等衣食无忧的工薪阶层，而应还之于最需要社会救济和保障的困难群众，这样更能体现党和政府“权为民所用”的执政理念，也更符合纳税人支持公共事业的真实意思。实际上，被贪官污吏拿来寻租交易的那部分公共权力，本就应该完完全全用于为民造福、为民谋利、扶弱济困，因而，我们有责任为公权被滥用而对百姓、特别是对贫困百姓造成的感情伤害作出适当的补偿。
　　其二，“赃款扶贫”有利于重构公平与和谐的公共秩序。贪官污吏以权谋私、纳贿敛财，不但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，而且，他们滥用职权，踢开市场规则，为自己和他人非法掠取、挤占公共资源，与民争利，更是放大了“富者益富，穷者益穷”的马太效应。福建周宁县的“三光书记”林龙飞受贿案就很能说明问题。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“县太爷”，不仅疯狂敛财464万余元，还为“进贡者”批地、承揽工程办了不少“实事”，而在他当政的5年里，县财政赤字竟高达1．04亿元，百姓人均年收入仅为840元！（据2004年4月16日新华社消息）社会分配不公固然有体制、机制等方面的原因，但官员腐败成风，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滞后、人民生活困苦的“倒车挡”。事实证明，贪官越多的地方，各种矛盾和冲突就越多，社会也越不和谐。“赃款扶贫”，让穷人看得起病，让穷人的孩子读得起书，既可有力平抑这种反规则导致的社会不公，也能有效缓解由此而引发的民怨，以臻民心安定，社会稳定。这也算是贪官对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最后一点“贡献”了。虽然，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能指望“赃款扶贫”来缩小，但至少为我们在腐败“重灾区”修复清明政治、重构和谐社会确立了价值取向。
　　其三，“赃款扶贫”有利于以监督为核心机制的廉政建设。对于职务犯罪案件中追缴的赃款、赃物及没收的财产，现行的处置办法是“上缴国库”。至于司法机关到底缴没缴国库，缴进国库后如何管理、开支，透明度较低，也缺少监督，赃款被二次侵吞再成赃款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而如果将它纳入扶贫基金，实行专户管理，一来可以将其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，确保专款专用；二来可以发挥它的警示作用，教育党员干部，震慑贪欲之徒，为廉政建设助上一臂之力。
　　其实，“赃款扶贫”也好，“杀腐济贫”也罢，只不过是廉政建设的一个部件改进、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细节设计。笔者不揣浅陋写下拙文，意在诤谏我们的为官者“心中常念农桑苦，耳畔犹闻冻饥声”，真正为人民执好政、掌好权、服好务。当如是，我的建议也算没有白提。